上海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是长江入海的咽喉要塞。
上海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借海而拓。古往今来，上海城市的发展一直受到海洋文化的滋养和影响。从海洋文化角度看，上海经历了江南渔村、国内贸易港、远东航运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城市形态的变迁。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海洋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上海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先民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和2035年建成“人文之城”的大背景下，深入讨论上海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正当其时。
站在2022年新起点，澎湃新闻推出《上海的海·海洋非遗守“沪”人》专题报道，通过系列短片，带领澎友们走进非遗传承人的工作与生活，品味海洋非遗的韵味，求索“海”于上海的深刻意义。
第四集《浦东派琵琶》 导演：赵晨霖 摄影：赵晨霖、谢硕 剪辑：赵晨霖(08:21)
2008年，由惠南、康桥、新场三镇人民政府联合申报的浦东派琵琶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年的时间足以让一棵小树伸展枝叶，开花结果。90后安徽姑娘王睿琳在2018年成为浦东派琵琶的上海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今年是她的沪漂第六年，而琵琶已陪伴她走过25个春秋。如今，她的人生来到了新的转折口，面对学业、事业与家庭的三重碰撞，她仍在叩问初心，坚持野心，忠于理想、自由与浪漫。
以下是浦东派琵琶上海区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睿琳的自述——
“只想从事与琵琶相关的工作”
我是一个安徽姑娘，当初选择“沪漂”的契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惠南镇（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缺专业的浦东派琵琶老师，而我正好那年读大四，毕业后想找一份自己真正喜欢且相对自由的工作。家里人想让我留在安徽工作，所以当时在省内也找到了待遇不错、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我太爱琵琶了，只想从事与琵琶相关的工作。
帮我牵上这根传承之线的人，一个是教了我25年琵琶的潘亚伯老师，学艺路上的恩师；另一个是原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胡龙昌先生，职业路上的伯乐。
潘老师出身于琵琶世家，他的外祖父沈浩初先生是浦东派琵琶第五代宗师，师父林石城先生恰好是他外祖父的得意门生。胡龙昌主任则为惠南镇保护传承“浦东派琵琶文化”的工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也致力于打造“浦东派琵琶之乡”的文化名片。当时惠南镇处于一个的什么状态呢？没有浦东派琵琶的传承人留在当地，所以相关工作迟迟做不起来。胡主任想在退休前为惠南镇的浦东派琵琶传习所引进专职教师。
2015年年末，潘老师把我的个人专场琵琶独奏音乐会光盘给了胡主任，胡主任认可我的琵琶演奏技艺，告诉我如果可以过来工作的话，一开始条件肯定艰苦，后面会越来越好的。听说自己能到浦东派琵琶的发源地做传承工作，当时的我一腔热血，一心动，就过来了。
2015年个人琵琶独奏音乐会上，王睿琳与潘亚伯老师的合影。
胡主任没唬我，刚来的第一年确实很苦，遇到的困难比我想象中要多。
我还记得自己刚到惠南镇时，在出租车上问司机，我说你们知道惠南镇有浦东派琵琶吗，他说不知道，以为琵琶是从江苏发源的。所以刚来那年，我们要做大量浦东派琵琶的普及工作，比如办公益讲座和公益课。那时候的招生也很困难。由于普及率低，家长不了解琵琶，也就不会带孩子来体验。最初很少有人对这些讲座和课程感兴趣，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孩子学了半年，又有一大部分人因为太难学而选择放弃。
为了吸引更多孩子了解琵琶，我办了公益班，不收费。刚来的前半年，我觉得公益班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来学琵琶的孩子会多一些，但另一方面，大家也会怀疑我，免费教学是不是因为老师不够专业、教得不够好。那段时间自己也承载了这方面的压力。不过还好，孩子们学了不到一年，能演奏一些简单的乐曲后，质疑也销声匿迹了。
王睿琳开办琵琶公益课
我曾想过要结束这段沪漂岁月。我和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签的是劳务派遣合同，拿的是上海最低工资，房租费占工资的四分之三，又遇到工作难题，这对于刚毕业又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来说都是很煎熬的。
为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我开始办付费课。由于是和政府合作的项目，课程费用会比市场价低。现在面对零基础的孩子依然还是免费教学，等他们达到了琵琶二级的水平后，我才开始收费。我不会要求家长一次性买很多课时，通常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做调整。有些孩子读了中学后没有时间练琴，我会建议她们暂停一两年，等中考或高考结束后，如果还喜欢琵琶，再继续学。
沪漂第一年，我会找潘老师、胡主任以及父母求助。他们给了我很好的建议，总提醒我：“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一次次确认内心：我只想教琵琶，只想做跟琵琶相关的工作。
当然，我还拥有无数个暖心瞬间。比如年近八旬的潘老师会主动帮我把关课程和演出活动，也会爽快地答应讲座邀约；比如胡主任退休后仍默默地替我争取很多表演机会，让我通过一场场演出向更多人推介浦东派琵琶；又比如我刚来惠南镇的第一年，就有浦东电视台找我拍摄短片，这让我觉得自己的传承工作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而且这些出镜机会也能激励小朋友们好好表现，对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带给我最多慰藉的，还是我的学生们。第一年暑假，只有小间的办公室里装了空调，当时公益班里的小朋友还是蛮多的，大概20个孩子一起上课。那会儿天气很热，教室又小，我已经汗流浃背了，感觉小朋友也快要中暑了。有个小朋友下课后，一边擦汗一边问妈妈：“我下节课还可以来吗？我下节课还可以再跟老师学吗？”那时我会感慨，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回报的。
最近也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宝贝，上课之前和我说：“王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我又有一个新的梦想了！我之前的梦想是当警察，但是我现在最新的梦想是要当一个琵琶老师！”我听完后很感动，可能琵琶带给她的不单单只是学会弹琵琶这么简单，也有一颗非遗传承的种子在慢慢发芽。
“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热爱琵琶”
潘老师一直很喜欢我的个性，觉得我敢做也能做，但就是性子太急。小时候练琵琶，我总想在短时间内就学会一首曲子，所以潘老师说我弹琵琶时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狒狒”。在刚来上海的那段时间里，这样的“急性子”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比如刚入职的那年暑假，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满课，很累，小朋友弹不好时我会替她们着急，也容易生气或失去耐心。
早期缺乏教学经验，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干着急，我也慢慢学会沉下心去钻研教学方法。基本功的练习很重要，但又十分枯燥，我希望自己可以更懂孩子们喜欢什么，在教学方面多一点创新，让她们先产生兴趣，然后发自内心地热爱琵琶。
我曾经举办过“汉服雅集”活动，让孩子们穿上典雅的汉服，在阳光明媚的公园里或在古色古香的茶室里学琵琶。我的教学不局限于考级书上的曲目，常教她们弹一些红色歌曲或经典的西洋乐，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梁祝》、《查尔达斯舞曲》等等。我也鼓励她们用琵琶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学习能力强的孩子会在各个网站上找谱子，她们把练习视频发我后会说：“老师，我觉得我弹得可好听了！”
王睿琳带领学员在公园里开展“汉服雅集”活动
不光是弹曲子，也有其他一些结合琵琶的艺术形式，比如唱歌、跳舞，孩子们也很感兴趣。上海每年都会举办群文新人新作展评活动。这五年来，我们的作品几乎都以浦东派琵琶为题材。有首曲子叫《弹拨的时光》，是一个童声小组唱，拿过上海市“新人新作奖”。歌词讲述了小朋友学习浦东派琵琶的经历。“琴弦划过我的指尖，妈妈叫我去练琴了。”琵琶的四弦也是梦想的弦。她们在台上自弹自唱，有共鸣，有感动。
其实，演出和比赛是小朋友的两大动力来源。演出，能让她们展示风采；比赛，不管成绩好坏，对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过程。而且每次演出都能穿不同的漂亮衣服，对小女孩来说真的非常有吸引力。我的学生里有好几对姐妹。姐姐先来学，常有机会登台演出或是参加比赛，妹妹很羡慕，问妈妈：“为什么姐姐每次演出的衣服这么好看呀？我也想穿漂亮衣服上去弹曲子。”
为了让孩子和家长直观地看到教学效果，我每年都会办一个汇报演出。印象最深的一次还是在去年寒假，我给小朋友排练好了一场汇报演出，临近演出突然爆发了疫情。这场活动原本会被取消，但我觉得太可惜了，小朋友买好了美美的衣服，也信心满满地练好了曲子，我不想让她们的期待落空，于是找领导商量，最终决定用线上录制的方式来展示她们的学习成果。
2021惠南镇浦东派琵琶传习所学习成果汇报演出
这几年，我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劝我开一家琴行或是成立一个工作室，但我现在并不想自立门户。一方面，我认为自己的教学经验和人生履历还不足以支撑我去做这样的事，更重要的是，镇里的文化服务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当地政府能给小朋友提供那么多演出机会，让她们在舞台上收获信心、积累经验。平时政府邀请我参加公益演出，我也尽量带着孩子们一起上台表演。
五年来，我的性子平和了很多。以前上课时会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气晕”过去了，如今能理解小朋友们为什么觉得琵琶很难学。我小时候特别急着要把曲子练好，所以会很努力地学，虽然很少在小朋友身上找到这股拼劲，但令我欣慰的是，许多学生已经从“妈妈催我弹琴”到“主动练习”了。
我曾在一位孩子的身上看到过自己的影子。这个孩子最初也是妈妈“逼迫”练琴，后来在比赛中获了奖，上台演出效果很好，受到表扬，渐渐有了坚持学琵琶的信心和兴趣。她妈妈会给我发一段她边哭边弹的视频，不是不情愿练，而是因为自己总弹不好而急哭了。
我会用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她们对我是又爱又怕的。有些认真学习的孩子进步飞快，第一批学生里已经有人达到琵琶十级水平了。
浦东派琵琶的演奏技巧有门槛，当学生能弹《十面埋伏》这类高难度的浦东派琵琶经典曲目时，我才能把相关技法教给她们。虽然有些孩子还没有机会掌握浦东派琵琶演奏技艺，但我会给她们讲一些名曲背后的故事。这一点，我延续了潘老师的教学方法。小时候学新曲子，潘老师不仅要亲自给我讲一遍故事，还会给我妈妈布置任务，让她再去查阅资料，把曲子的创作背景讲给我听。我很喜欢《十面埋伏》里楚汉争霸的故事，学会这首曲子一度是我的目标。后来我有能力演绎这首曲子了，由于对乐曲的内涵足够了解，我也更容易掌握演奏精髓。
我在惠南镇的各个社区都开设过浦东派琵琶公开课，在课上我一定会给孩子和家长讲述浦东派琵琶的历史还有一些流传下来的故事。比如祖师爷鞠世林“琵琶弹开浒墅关”、陈子敬进京教授醇亲王琵琶并被授予“天下第一琵琶”的美誉。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也告诉孩子们浦东派琵琶的传承精神。沈浩初先生编创了《养正轩琵琶谱》，所谓“养正”即是提醒自己要有一身正气。
沈浩初先生编注的《养正轩琵琶谱》及《海青擎天鹅》
沪漂人的“充电”之旅
我刚入职时，惠南镇政府就在浦东派琵琶传承谱系中把我列为“第八代传承人”。这一身份曾饱受争议。通常来说，我们提到的“第几代传承人”都是对流派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我是潘亚伯老师的学生，潘老师又是第六代传承人林石城先生的学生，虽说传承人的身份名正言顺，但要说到“第几代传承人”，我还年轻，没达成多大的成就，而且那时候还未递交区级传承人的申请，这确实会受到前辈们的质疑。我当时并没有非常在意这个身份。潘老师桃李满天下，比如他的大弟子周显顺在吉林辽源开办了琵琶学校，每年都能培养大批琵琶人才。我们都视自己为传承工作者，是浦东派琵琶的传承人。
从全国范围来讲，浦东派琵琶的传承和保护情况较为乐观。在林石城先生以前，浦东派琵琶是师徒单传，林先生到中央音乐学院传道受业后，培养了大批人才，使得这一琵琶流派在全国开枝散叶。另外，林先生也将《养正轩琵琶谱》的工尺谱编译为更易懂的五线谱，正规传谱得以广受传播。
作为浦东派琵琶的发源地，惠南镇在2016年出台了保护传承“浦东派琵琶文化”的五年规划，包括基本形成“浦东派琵琶”历史文献收藏馆、研究成果展示地、传承人的聚集地、技艺交流基地、学术研究中心这五个目标。第一个五年已落幕，我们办过几次大型的展览、比赛和汇演，我也参与了大量普及工作，但是要想形成“浦东派琵琶之乡”的文化名片，我们仍要做很多事情，这也并非凭一己之力就能做成的，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
王睿琳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上海非遗传承活动
我的本职工作是传承和保护浦东派琵琶。除了在浦东派琵琶传习所教学，我会参与演出，例如，在2021年10月的浦东文化艺术节上，我为浦东派琵琶主题的舞剧《清弦行语》演奏串场曲。我也参加“非遗进学校”、“非遗进社区”、“非遗进大墙”等活动。所谓“非遗进大墙”就是给服刑人员上琵琶课，帮助他们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同时修身养性。他们学得特别认真，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上都会表演，但这两年因为疫情停课了。我也曾去过“海港陵园”演奏，让音乐安慰在世的人，用一种很温暖的方式来普及浦东派琵琶。
王睿琳参与舞剧《清弦行语》的舞台照
2018年，我成功申报为区级传承人，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目前惠南镇文化服务中心只有我一位专职教师，在普及和传承方面势单力薄，有时候甚至觉得力不从心。课程安排已接近饱和，工作日我要去学校或社区开设免费的青少年兴趣班、成人培训班，周末要上公益课和付费课。我非常需要助手，但招募新的老师并不容易。跟我同专业的同学们更愿意在教师编制内落脚，可以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工资。我需要考虑如何在上海落户。
我的家人和老师不断督促我，要继续学习，请教更多老师，接受新的事物，不然容易固步自封，胡主任也鼓励我考研深造。我也想深入研究浦东派琵琶技艺，做一些学理化的整理与归纳，去思考传承方面更深刻的问题，而不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学好琵琶技艺。
三年前，我决定考研。考研期间，家人的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们会安慰我：“你还年轻，为自己喜欢的事去拼搏，不要留下遗憾，如果在外打拼太累了，随时可以回家。”前两年，由于工作忙碌，我没有认真准备考试。我的外婆年纪大了，她跟我说：“我就在家烧香呀，保佑我的外孙女能考上。”我才发现，考研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它承载了全家人的希望。
2021年9月，28岁的我重返母校安徽师范大学，熟悉的老师看到我很惊讶，问我：“你已经在上海工作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读研？”一些年纪比我小的同专业学生也会抛出类似的疑问。他们可能很难感同身受，在开学后的这段时间里，我能感觉到有一股新鲜的血液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体里。在上海工作的五年其实是一个不断“放电”的过程。身处校园课堂，我能获得新的知识，结交同专业的新朋友，开启一段沪漂人的“充电”之旅。
我也希望自己在读研期间提升自己的专业实力，毕业后能够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落户上海。当然，我的领导以及学生家长们都怕留不住我，盼着我找个本地人结婚，所以常常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不是学生家长牵线搭桥，我可能也无法和现任男友相遇。
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浪漫的结果
入职前两年，我的干劲特别大，每天都想待在传习所，不回家，所以那段时间真没念家的情绪。很忙时，我妈打来电话我就直接挂断，然后她会很担心，猜测我在干什么。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敢给我打电话了，知道我肯定在忙，晚一点再拨号又怕打扰我休息，所以干脆不再主动和我通电话了。她说，如果我有空就记得给家人打电话。
刚刚出来闯荡，完全没有顾及家人的感受，反而是这两年，我有很多感触。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父母的身体还很好，他们就想着：“你就在外面漂呗，我又不靠着你，靠退休工资，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特别好。”最近这两年，我外公、外婆的身体状况不佳，他们也后怕，不敢生病。父母说：“你在外工作，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们也不敢告诉你。”单就照顾家人这一点，出门在外的孩子没法和本地工作的孩子相比。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们需要的关爱我给不了。这时候就会觉得挺心酸的。
我从小就和外婆、外公很亲，这两年最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我们见一面少一面。外公每次见到我就要哭，外婆近年来常失眠，2021年端午回家，她攥着我的手说：“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从你去上幼儿园一直想到你开始工作，我就掰着手指头算呀，我一年能见你三次，我总共见你也不超过二十次了。”所以每次回家，我的内心也备受煎熬。独自沪漂六年，全家牵挂。
现在我回母校读研，平时住在芜湖。虽然我的父母因为工作移居到了合肥，但芜湖仍有许多亲人能够关照我，他们也能常回家看我。对于父母来说，他们的心踏实了很多。而我又开始苦恼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兼顾工作与学习？
如今，我每周都要往返于上海和安徽之间，周五与周末依然回惠南镇工作。以往我会在中小学开设琵琶兴趣班，目前也只能调整为网课形式。领导希望我能协调好两边的时间，学生和家长也都信任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会坚守工作与学业这两块“阵地”。
王睿琳参与非遗传承活动
从上海到芜湖，最快也要乘两个半小时的高铁。每周奔波两地的确令我身心俱疲。本想在高铁上睡一会儿或是看篇论文，却一直处于睡不着觉也学不进知识的状态。前一个星期，我和我的猫咪们都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的情况，我每晚失眠，猫咪们一整个星期都不敢走出我的床底，因为它们从小没有离开过惠南镇的出租房。
上海是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在这里能抓住许多机遇，找到很多可能性，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就一定可以看到回报，这也是我想在魔都扎根的原因之一。从考研上岸的那一刻起，我就做好了未来三年需要两边跑的心理准备，但偶有内心脆弱的时刻。有一天赶车很辛苦，我拍下飞驰而来的列车，在朋友圈敲下一行文案：这一年学会最多的应该就是，知足。
鼻子酸酸的，但内心被名为“热爱”的火苗烧热着。鲜衣怒马少年时，有琵琶相伴，亲友支持，我要懂得知足常乐。
琵琶像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个伙伴，也是我的精神依托。我高中时住校，会把琵琶带到学校里，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练习。就连学业最紧张的高考前夕，我都没有停止学习琵琶。一路走来，坚持的力量是很大的。琵琶是我非常喜欢的乐器，我不想很轻易地把它放弃。
沪漂六年，我依然想在“浦东派琵琶之乡”扎根。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浪漫的结果。